[摘要]辞书是图书出版中的重要类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出版了一大批精品辞书，也培养了一支杰出的辞书编辑人才队伍。进入21世纪，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出版业进入融媒体时代，对辞书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这一趋势，各辞书出版社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是要在数字化转型中着力培养辞书编辑的互联网思维；二是在选题策划、精品辞书修订的融媒体出版实践中，锻炼辞书编辑的策划创新能力和数字化编辑技能；三是在以“辞书编辑培训班”为重点的教育培训中提升辞书编辑的专业素养。

[关键词]融媒体出版 辞书编辑 人才培养

所谓辞书，是“以按一定方式编排的条目为单元提供知识信息，供检索查考的工具书”，主要包括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它是一国文化水平和科学研究成就最直观、最明显的体现，被誉为图书国度的王冠，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辞源》首版主编陆尔奎曾言：“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辞书也是我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使用人数最多、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图书类型，历来是图书行业的重点出版领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编纂出版了一批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修订本）、《辞海》（修订本）、《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为代表的高水平辞书，取得巨大成就，改变了“大国家，小字典”的旧面貌，标志着我国逐渐由“辞书大国”向“辞书强国”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数家专业的辞书出版社，也培养了一支有一定规模、有较高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的辞书编辑人才队伍，其中不少成长为学者型编辑、专家型编辑，为我国的辞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一般图书不同，辞书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图书类别。它本质上是知识的碎片化、模块化，即先将某一门类的知识分割成知识碎片和模块，再通过词目的组合方式，由一定的框架设计编织出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因而它具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以及技术规范。相应的，它在政治素养、语言文字、专业技能等方面对编辑的要求更高。

目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逐渐进入“互联网+”智能时代，科技进步与创新促使出版行业发生深刻变革，融合出版已是大势所趋。所谓融合出版，“是顺应互联网时代传播出现的移动化、视频化、互动化趋势，综合运用多媒体表现形式，生产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和多终端传播的出版手段，在编辑、印刷、发行诸环节同步进行的一场技术革命”[1]。由于辞书便于运用新技术开发、用户群体广泛、需求量大，而传统辞书又形式单一、检索较慢、携带不便，使它成为较早卷入数字化浪潮的图书类型之一。面对这一现状，各辞书出版社应充分重视融媒体转型，在选题策划与出版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应注重培养辞书编辑的互联网思维，锻炼其策划创新能力与数字化编辑技能，并延续传统辞书编辑的专业素养。

一、在数字化转型中培养互联网思维

随着计算机、手机、网络的普及，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辞书逐渐成为普通人可以随身携带、耳闻目睹的“老师”。正如《牛津英语词典》主编J.Simpson与E.Weiner所言：“电子辞书是未来辞书，它将是未来大多数人查阅的辞书形态。”作为当代最权威的英语辞书，《牛津英语词典》线上版已投入使用十余年，相关技术与运行模式日益成熟。据介绍，鉴于社会公众对网络版的需求远远超过纸质版，从第四版起该词典将停止推出纸书。

我国的电子辞书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词典、掌上电脑、手机，以及光盘版辞典等。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辞书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术语数据库”即是我国开风气之先的产品。网络辞书即通常所说的在线工具书，“是通过互联网控制数据传送的数字化辞书”[2]。它可以通过电脑以及移动终端实现在线查阅、检索、编辑，具有内容全面、功能齐备、查检便捷、即时更新、读者互动、形式多样、便于携带等特点和优势，应是未来辞书的主流。目前普通读者常用的有汉典、百度百科、有道词典等，它们大多由网站免费提供，已对传统辞书出版业造成了一定冲击。要在新时代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积极探索数字化战略转型，树立互联网思维，应是辞书出版社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思维最核心的理念是用户至上”[3]，也就是由过去的服务读者观念转变为用户中心理念。编辑应该认识到，互联网媒介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交互性。在融媒体时代，市场逐渐由生产主导型向用户主导型转变，用户的注意力与关注度成为第一资源；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融媒图书的参与者。因而网络辞书开发应充分考虑交互性，尤其要注意编者、编辑与读者间的互动，及时反馈读者的最直接需求，实现产品的在线修订与更新。

与用户中心理念紧密相关的是极致理念与大数据理念。极致理念主要就用户体验而言。检索某一词条时能否自动展示关联词条？网络阅读效果是否达到最佳？阅读体验是否便捷舒适？用户之间能否进行交流分享？是否针对不同读者开发不同版本？以上问题均围绕体验感展开。网络辞书的编纂要符合当代人的碎片化阅读习惯，要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满足用户对细节的追求，在用户体验上做到极致。大数据理念的核心是个性化服务。辞书编辑可以运用大数据平台，通过对用户关注的内容板块、使用频率、停留时间分布等进行分析，找出用户的兴趣点，从而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量身定制产品，提供有针对性的多样化、个性化内容服务。

融媒体出版的关键在于融合，因而融合理念也是互联网思维的重要一环。这里的融合，指的是整体性融合，包括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线上与线下、内容与产品等在内的多角度融合。就辞书而言，首先需要不同媒介间的融合，它不只是外在形式上纸书与网络版的融合，也包括内部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益智游戏等有机结合；其次需要编者与用户的融合，用户在使用的同时也可参与到内容编辑、完善之中，编者与用户的界限被打通；再次需要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比如与周边产品的融合，与其他门类图书的融合等。通过各种媒介的有机融合，最终实现“引流”与销售。

“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意义是把对互联网的认识从一个新技术形态或工具提升到一个可以应用到所有行业的思维方式。”[4]因此，及时更新出版理念，树立互联网思维应是辞书出版融媒体化的最重要、最关键途径。

二、在出版实践中锻炼策划创新能力和数字化编辑技能

面对当今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国家已着手从政策上对辞书出版业进行引导和调整。《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出版，提高传播能力”，尽早着手“辞书数字化及语料库建设项目，促进出版资源与高新科技融合，努力开拓辞书出版新业态”。为此，辞书出版界应把住新技术发展的脉搏，积极进行辞书选题策划创新，同时对现有优秀辞书产品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

以往辞书选题的提出，尽管也注意到了读者的需要，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编者模式”，还处在我提供什么读者就使用什么的阶段。在融媒体时代，读者选择更加多元化，新辞书选题的提出应进行更广泛的市场调研、更深入的读者心理分析，于细节处把握读者需求。简单来说，就是把互联网思维尤其是用户中心理念具体运用到选题策划之中。以目前需求量最大的学生辞书为例，在内容策划上，应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突出学习性、实用性，比如在栏目设置上增加部首、笔顺、词性、组词造句、词语辨析、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词语接龙、成语、惯用语、诗词名句、易错提示、多种检索形式等，最大限度方便学生理解运用；在外在形式上，应在建设各类语料库的基础上，策划之初就考虑同步上市纸质版和网络版，占领市场；在功能设计上，可以考虑以二维码的形式在纸书上嵌入图片、动态图、音频、视频、益智游戏等，增强可读性，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再如专科辞典的策划，又与学生辞书有所区别，一般切入角度较大，要从宏观层面充分调研国家、社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突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导向性，设计之初则同样要考虑数字化问题。

时代变了，人们查阅工具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不变的是对内容准确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而这正是优秀传统辞书的优势所在。如何将传统辞书权威内容与互联网技术融合，成为摆在辞书出版界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一现状，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表示：“网络像大海，传统辞书出版未必能很好地在里面游泳，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解决辞书未来发展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为此，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专业的辞书出版社以及辞书编辑应与时俱进、守正出新，对社内优秀传统辞书产品进行数字化改造，积极开发各种类型的电子版、数字版、网络版。作为辞书出版界的领头羊，商务印书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一直走在传统辞书数字化探索的前列。商务印书馆从2012年开始推出“精品工具书数据库”，该项目共遴选百余种权威中外文辞书，建设在线工具书查考与知识学习数字平台；2017年推出《新华字典》APP，全文收录第11版纸书的内容，设置字典与学习两大功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2019年又推出《现代汉语词典》APP，在收录第7版纸书内容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功能，以及智能化的知识服务。上海辞书出版社较早研发的数字应用是“问道国学APP”，它依托社内代表性图书品牌《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为读者搭建了一个权威的古典诗文鉴赏数字平台；近年来又将《汉语大词典》第一版、《大辞海》的内容全部数字化，建成《<汉语大词典>数据库》《<大辞海>数据库》；最新推出的《辞海》第七版，最大程度运用已有数字化技术，纸书之外，同时推出PC版、APP版和微信版，用户体验极佳。

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辞书融媒体化探索也起步较早，已建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涵盖该书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内容，学科体系完善，检索功能强大（提供全文检索、学科分类检索、逻辑关系检索等），附加资源丰富，曾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电子出版物奖”。四川辞书出版社与崇文书局依托《汉语大字典》这一品牌，在电子化方面也做出了初步探索。两社于2010年联合推出的《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编制了全书字头计算机检索软件，初步实现了多途径多方式检索，也为第三版的数字化做了准备。

工具书的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将纸书内容移植到电子设备或网络上，它实际上是对纸质版的二次开发，需要编辑创造性地进行加工设计。纸书内容怎样优化重组，增加哪些跟原有知识相关联的新内容，外在形式如何与内容相匹配，怎样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在线更新的时限与审核机制等，都是辞书编辑要反复考虑的重要问题；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熟练使用并随时更新语料库，运用数字化编纂平台编辑辞书，在线辞书维护与修订，都是辞书编辑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因此，在优秀传统辞书数字化的实践中，各出版社逐渐锻造出一支掌握数字化编辑技能的辞书编辑队伍。

三、在教育培训中提升专业素养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出版业逐渐进入融媒体时代，辞书是最早卷入的领域之一。但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发展，电子辞书、网络辞书归根结底仍然是辞书，准确、规范、权威、简洁这些传统辞书的特性，也是它的基本要求。如今市场上的各种网络辞书、网站、APP等非常多，吸引大量用户，在知识传播领域具有巨大优势，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意识形态存在问题，宣扬的观点与我国主流价值观相违背；有的内容颠倒混乱，存在不少知识性和语言文字错误；有的大量复制抄袭，肆意侵犯优秀传统辞书的版权等。这一类粗制滥造的网络辞书严重扰乱辞书市场，侵犯读者的合法权益，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为推动辞书出版业良性发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提升辞书编辑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辞书编辑的专业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网络辞书质量的好坏和市场周期的长短。

在融媒体时代，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劣质网络辞书，保留和延续传统辞书的优点和特色，辞书编辑的思想政治素质、知识储备、语言文字能力等专业素养依然是辞书编辑的基础必修课。本领域相关的各类教育培训应受到充分重视，其中，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辞书学会联合举办的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简称“辞书编辑培训班”）是最主要的训练途径。从2006年起，辞书编辑培训班每年一期，至2021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六期，受训学员达1000余人，为我国的辞书编辑队伍贡献了基本力量和骨干力量。培训课程包括汉语辞书框架与设计、双语辞书的编撰、专科辞书框架与设计、辞书质量与应遵规范、辞书编撰的现代化技术手段等，涉及辞书编辑专业技能的方方面面，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总的来说，该培训内容全、学时长、要求严、师资力量强，能有效提高辞书编辑的专业眼光和素养。

此外，中国辞书学会举办的年会、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辞书学员沙龙、辞书编辑高级研修班等都是提升辞书编辑职业能力的有效途径。中国辞书学会历来重视辞书编纂的数字化手段与技术，早在2001年便已成立了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该分会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九届年会，为推动传统辞书向融媒体辞书转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中国辞书学会尤其是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包括数字化时代的辞书编纂创新、出版社的经营理念与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涉及融媒体出版的前沿动态，是辞书编辑学习提高的重要机会。

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如聂震宁先生所言：“出版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既有内容创新的挑战，也有传播载体创新的挑战，还有运营管理创新的挑战，最根本的还是人才的挑战。”[5]可以说有了融媒体人才，才会有融媒体出版。因此，如何进行战略转型并打造一支合格的融媒体辞书编辑人才队伍，是摆在辞书出版社面前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周百义：《从三个维度看融合出版》，《中国出版》2019年第1期。

[2] 包诗林：《多媒体融合与辞书出版创新》，《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11期。

[3] 聂震宁：《“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人才思维》，《现代出版》2017年第4期。

[4] 汤潮：《数字出版的“互联网思维”》，《出版参考》2014年第15期。

[5] 聂震宁：《“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人才思维》，《现代出版》2017年第4期。

作者：崇文书局 郑小华